新闻动态

不同于商事仲裁由当事人合意选择管辖，国际体育仲裁法庭的管辖权由国际体育组织的章程和体育组织与运动员的特别协议确定。具体到卡斯蒂略案而言，国际体育仲裁法庭作出裁决的管辖权基础来源于国际足联成员加入国际足联时对《国际足联章程》的接受。《国际足联章程》第53条规定，“对国际足联法律机构通过的最终决定以及对国际足联、成员协会或联赛通过的决定的上诉，应在收到有关决定后21天内向CAS提出。只有在用尽所有其他内部渠道后，才可向CAS提出上诉”，确立了国际体育仲裁院关于对国际足联内部最终决定上诉案件的管辖权。

作为一个独立组织，自治性是国际体育仲裁法庭生存和发展所必需，在这方面，《国际体育仲裁法庭规约》第三条明确规定：“本院之管辖权及执行程序概由本院之行为而生之权力所维持。”这说明法院的管辖权与其自身的自治性同根同源，具有一致性。

国际体育仲裁法庭的仲裁有三种形式：普通仲裁、上诉仲裁和奥运会特别仲裁。其中，普通仲裁与一般的商事仲裁在流程上基本相同，都是依当事人的申请而启动。上诉仲裁是指当事人对体育组织内部最终决定进行上诉，本文中智利足协和秘鲁足协对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的最终决定进行上诉即是上诉仲裁。奥运会特别仲裁是指在奥运会开幕前10天直至奥运会结束期间，发生的与赛事有关的一切争议都只能提交国际体育仲裁院奥运会特别仲裁分院进行裁决。上诉仲裁和奥运会特别仲裁的共同点是，在依章程或专门仲裁协议规定向国际体育仲裁法庭提起上诉前，当事人需用尽体育组织内部的全部救济。

国际体育仲裁法庭的上诉仲裁和奥运会特别仲裁通过所有体育运动参与方都加入的特别协议和条款，将体育纠纷的最终裁决权收归己有，排除了外部司法机构的介入，体现了国际体育仲裁法庭的高度自治性。

法律适用直接影响了裁决结果，是当事人权益是否能得到切实的保障的直接体现。目前，国际体育仲裁法庭法律适用的主要途径是自治规则优先、一般法律原则和外部法律作为补充。

在卡斯蒂略案的裁决中，国际体育仲裁法庭灵活运用各种法律条文。就卡斯蒂略是否有资格参加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预选赛问题，国际体育仲裁法庭综合考量厄瓜多尔国内法和《国际足联纪律守则》，尊重厄瓜多尔的国家主权和基于此作出的授予卡斯蒂略厄瓜多尔公民身份的法律决定，确认了卡斯蒂略的参赛资格，指出，“国际足联（驳回智利足协和秘鲁足协上诉的决定）并没有违反《国际足联纪律守则》第22条，因为该球员有资格参加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预选赛。因为球员在国家协会的国籍是由国家法律决定的(在改变体育国籍的情况下有时间限制，本案不属于这种情况)，考虑到厄瓜多尔当局承认Byron Castillo是厄瓜多尔国民，因此Byron Castillo有资格代表FEF（厄瓜多尔足协）参加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预选赛。”

就厄瓜多尔足协使用卡斯蒂略伪造的身份文件的行为，国际体育仲裁法庭根据《国际足联纪律守则》第21条，要求厄瓜多尔足球协会对该伪造行为负责，对厄瓜多尔足球协会处以在下一届世界杯预选赛中扣3分及10万瑞士法郎罚款的处罚。

对国际体育仲裁法庭裁决的承认与执行体现了内外部对国际体育仲裁法庭自治性和公信力的尊重。作为仲裁裁决落实的重要一环，裁决的承认与执行是国际体育仲裁的实践价值和当事人的期待利益之所在。由于体育行业的特殊性，与普通的商事仲裁相比，国际体育仲裁法庭作出的裁决在承认和执行上更为高效。

在裁决的承认方面，出于对国际体育仲裁法庭自治性的认可，各国法院大都认可国际体育仲裁法庭作出的裁决。在我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早在1986年就发布了关于我国加入《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即《纽约公约》）的决定。我国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我国加入的<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的通知》中作了商事保留，规定我国适用纽约公约，仅对按照我国法律属于契约性和非契约性商事法律关系所引起的争议适用，且规定除了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二项所列的情形，应当裁定承认其效力并予执行。CAS具有仲裁机构的法律地位，且CAS仲裁裁决在瑞士洛桑作出，为瑞士籍，而中国与瑞士均系《纽约公约》的缔约国。根据该公约规定，在缔约国作出的仲裁裁决的一方当事人可以向我国法院提出承认和执行缔约国仲裁裁决的申请。2018年8月，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胡安阿尔方索与大连一方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CAS裁决一案进行了审理，认可了案涉《服务合同》的商事仲裁性质，并作出支持申请人请求的裁定，开创了CAS裁决依据《纽约公约》在中国法院得到承认和执行的先例。

在裁决的执行方面，限制或允许当事方参与国际体育赛事是国际体育仲裁法庭裁决的重要部分，运动员出于职业道德和对国际体育仲裁法庭的信服、国际体育单项组织和其他组织出于对国际体育仲裁法庭自治性的尊重，会严格落实国际体育仲裁法庭作出的裁决。就卡斯蒂略案而言，厄瓜多尔足球协会将在下一届世界杯预选赛中扣3分的处罚毫无疑问会得到国际足联的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