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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定市某丰兆业房地产开发公司与名誉权纠纷案”[1]中，某丰公司是小区的房地产开发商，被告等人是小区业主，法院认为，上诉人未能证明被告等人是从事房地产开发的经营者，双方不存在竞争关系，因此本案仅属一般性质的名誉权纠纷。

但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非经营者的诋毁行为以商业诋毁的方式进行救济的情形。在“凉山州某森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王某商业诋毁纠纷案”[2]中，法院认为不论行为人是否具有经营资格，只要在从事或者参与经济活动中损害了竞争秩序，其行为就要受到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制。案件中王某虽然不是经营者，但其是被告法定代表人的妻子，基于夫妻关系，二者有共同的利害关系，与某森公司构成竞争关系，可以共同成为商业诋毁的主体。

在“上海某衍贸易有限公司与雷某商业诋毁纠纷上诉案”[3]中，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同样认为对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经营者不能作狭义的理解。雷某是被告圣某凯威公司的副总经理，负责企业的日常经营和管理，直接参与了该公司的经营活动。从雷某在圣某凯威公司的任职情况来看，其可以视为原告的同业经营者。而且，雷某在陈述虚伪事实时使用了“我有一家竞争对手......”这样的表述，可见雷某在实施上述行为时也是从原告竞争者的角度出发的。因此，雷某符合商业诋毁的主体要件。

在“北京某升汇杰餐饮公司与北京某客互动公司商业诋毁纠纷案”[4]中，法院认为某升汇杰公司是阿文蟹黄汤包的经营者，某客互动公司的经营业务为在抖音、微博等平台上为商家进行商业推广。尽管双方并非同行业经营者，但某客互动公司与多家餐饮经营者具有商业合作关系，其服务对象与某升汇杰公司之间系同行业经营者，故其实质上已经间接参与了与餐饮相关的业务，在争夺消费者方面与某升汇杰公司存在商业利益冲突，并具有竞争关系，符合商业诋毁的主体构成要件。

在“深圳某诺杰公司诉彭某不正当竞争纠纷案”[5]中，法院认为经营者实施商业诋毁行为的目的，是为了故意削弱竞争对手的市场竞争能力，并谋求壮大自己的竞争优势，从主观心理状态来看，是故意实施商业诋毁行为。

在“某亿恒远（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与北京某世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6]中，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解释称，认定商业诋毁成立必须要有明显的主观恶意，该恶意情节的认定要有充分的论证基础，不能以可能出现负面结果进行推论。因此，即使商业评价中出现了“差评”，也不能就此认定该等评价损害了被评价方的商业信誉，是否构成商业诋毁还是得基于商业评价所依据的数据是否真实、客观，评价体系是否完整，评价人是否具有不正当竞争的主观恶意等进行判断。

但也有部分法院认为商业诋毁的主观要件包括过失。在“湖南省某洁家纺公司与陈某等商业诋毁纠纷案”[7]中，法院认为商业诋毁作为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本质上属于侵权行为，认定被告的行为是否构成商业诋毁，需要判断经营者主观上是否有侵权的故意或过失。 

在“奇虎360诉腾讯案”[9]中，法官就“误导性信息”和“不公正评论”是否属于商业诋毁应规制的范围进行了说理。 

对于“误导性信息”，法官认为“即使某一事实是真实的，但由于对其进行了片面的引人误解的宣传，仍会对竞争者的商业信誉或者商品声誉造成损害”，因此亦属商业诋毁行为。这种“误导性”的根源在于歪曲，如果言论客观、真实、公允，那么即便该言论会降低相关经营者的社会评价，仍不构成商业诋毁。

对于“不公正评论”，法官认为经营者以竞争目的对他人进行商业评论或者批评，应当尽到谨慎注意义务。奇虎公司“以自己的标准对QQ软件进行评判并宣传QQ存在严重的健康问题，造成了用户对QQ软件及其服务的恐慌及负面评价。”这种评论已超出正当商业评论的范畴，因而也属于商业诋毁。

在“深圳市某纳斯婚纱摄影公司与深圳市某兰新娘文化公司等商业诋毁纠纷案”[10]中，法院认为双方作为同业竞争者，若以良好商业言论的标准衡量，被告部分措辞或许带有同行相轻之意，但结合发生地点、发生原因、表达方式、影响形式、影响范围等多种因素进行综合判断，并不足以造成达到行业内一般理解的损害商誉的结果。

在“深圳市某邦仪器公司诉深圳某瑞电子公司商业诋毁纠纷案”[11]中，最高人民法院也指出，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需要以法律观念和标准进行衡量，若仅仅是基于个人喜好、情感、价值判断等而进行一般性的商业评价，按照行业内的一般理解尚不足以造成事实上确能贬低他人商誉的具体损害后果的，并不构成商业诋毁行为，仍属于商业性言论自由的范围。